CCTV3《文化十分》 |我们的老院长——马可

马可

（1918年-1976年）作曲家，江苏徐州人。早年就读于河南大学化学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后在冼星海的感召下，参加河南抗敌后援会巡回演剧第三队，从事宣传抗日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一生写了二百多首（部）音乐作品，代表作：《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白毛女》（与瞿维、张鲁、向隅等合作）、《小二黑结婚》。

时值清明，《文化十分》独家采访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原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听她讲述与父亲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追忆这位为人民而歌的音乐家。

　　

父亲写给女儿马海星的“大字报”他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很有主见。他特别不喜欢有个便宜就去占。那时我在六十五军部队农场，有朋友说能帮忙买到便宜的上海表。后来他写信就说，“买表的问题，既然你没有回绝科长，已托人办的事，就这样办了吧。不日内即寄去。不过，我是不主张到处托人买这买那的。如叫你买皮子之类，其实都不是必需，拣那个便宜干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很多精力，会分散工作、学习方面的注意力，在群众当中也，这不是什么积极的好影响。”引导女儿正确的爱情观

当我长大交朋友的时候，我父亲对我感情观的引导让我一生受用。他不干涉婚姻选择，但当我遇到困难，向他请求帮助的时候，他非常耐心。

在文化大革命时，因为我的身份不好，我的一个同学特别同情我，他给了我很多温暖，然后就明确了这种恋爱关系。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发现有很多很不合适的地方，可是自己又非常痛苦，觉得人家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够不忠实，不愿意跟人好呢？后来就跟我父亲说了，他给我写了几十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一段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而且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作用。

他在信中说，“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这个同志出生本质都挺不错的，业务上也有一定能力，同时也有你说的这些缺点，我觉得这些优点和缺点还只是建立一般友谊的，处于初步考虑的条件，而不是建立爱情关系的条件，虽然这也是爱情关系中不可少的。爱情关系的基础应该比友情关系深刻很多，应该有较长时间的考验，应该有较重大问题上的考验，这样双方互相间的了解都不是一时的，而是比较全面的，客观的。不仅通过自己的感受，也要通过其他同事、朋友、亲人的议论，自己才能做出比较客观地分析判断。这样经过一定的过程，不是很短的过程，也不是没有矛盾斗争的过程，双方感情逐渐建立起来巩固和发展下去，那样水到渠成，很自然的发展成爱情关系，才能为今后终生的共同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消耗太多的精力，带来多大的痛苦啊，我们接触到的熟人当中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

他当时写给我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之前一直是陷在里面出不来，非常痛苦。后来我在跟我孩子的交流当中，我也谈到，感情一定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考验，你才能发现哪一个是真正可以终生一起生活的伴侣。所以我觉得父亲对我们的教育真的是一辈子都受用的。

“课上学100首，远比不上老乡炕头学一首”

他在我人生的一些重大方向上会给予我正确的引导，但更多时候他会让我们学会吃苦，自己的路自己走。大多数父母都怕孩子走错了路受苦，但实际上我父亲的教育是让你自己走，你受苦了，他不心疼，因为你从受苦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你就会更好的走。老是温室里的花朵，反而接受不了严寒。

他自己就是经历了很艰苦的创作历程。在1938年、1939年非常艰苦的宣传抗战环境中，没有学习时间，全都是实践。他日记里写，有时候到了前线，经常能看到撤下来的伤兵。晚上跟老百姓都睡在一起，一个屋里几个人，夜里经常睡不了觉，需要连夜写歌，然后印歌片等等。

后来我父亲在193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小文章，他写道，“我漂来荡去，离开学校已经两年了，很多同学为我惋惜，说我放着用功的好学生不做，去演什么戏（演戏指宣传抗战），但是我觉得我两年的收获，远远比我失去的要多，我的收获是有余的，那就是我认识了国家真正的主人公，但是却在底层生活的劳苦大众。”

他宣传抗战的几年，不再是象牙塔里的洋学生。他接触了这些底层社会的劳苦大众，而且跟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为他一生的道路和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底子。所以当我父亲被派到延安民众剧团时，他很快就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

他是一米八的大个，所以跟剧团巡回演出的时候，打着剧团的大旗在队伍前头走。草鞋磨破了就光着脚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冒着雨仍然充满激情，现在我们都不敢想，觉得不可思议。

在延安民众剧团时，我父亲负责教乐理和音乐知识，也向民间吸取新的东西。他说最开始也觉得秦腔太难听了，扯着嗓子喊。但当他们一起巡回演出时，老百姓却非常喜欢，十里八乡都赶过来看，一看就看一夜，甚至大半夜看完了还没够，还把剧团的人请到家里，拿出炕头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在炕头上还唱呢，唱秦腔，唱民歌。很快他就爱上了，因为他感受到了老百姓的情感。

后来他当音乐学院院长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课时说，他非常反感学生只翻一本民歌集，找一个旋律当主题就写。他说，“其实你课上学100首，远远比不上你在老乡炕头学的一首。因为在那种学习当中，你是把情感全都融进去了。”

他是1976年去世的。1975年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心急火燎的，觉得我们这几百人的歌剧队伍没有戏演，样板戏已经取得了那么高的艺术成就，他就着急。他知道最重要的是抓创作，然后就抓剧本，躺在床上看，夜以继日。

那段时间我一直陪着他，因为他一直在看病，后来也是我亲眼看着他住院。他一直说，为了歌剧事业，为了这一两百人，歌剧艺术家们不能再耽误了。但是很可惜，后来就发展成了肝癌。

我特别遗憾一件事，就是他那时候特别爱玩扑克，打发时间那种。但我们小孩都嫌，觉得跟大人玩不到一起去。那时候我爸爸要玩一次扑克可求着我们了，但是我们都不愿意陪他玩，所以后来我特别后悔，应该天天陪他玩，但是那时候谁能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