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围绕民族性，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我的一些期待，一起来谈“民族性”这个话题。
民族性在上世纪80年代的探讨引起了一个高潮，它反映出我们在当代艺术建构中间的一些困惑，同时也反映出了我们在文化建构中的一种诉求。不知为何，80年代之后我们对民族性的探讨就暂时告一段落，但这种民族性的探讨我觉得一直隐含在作品当中。刚才从邓一江院长的发言之中，我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上世纪80年代后期舞剧创作是不景气的。近几年来，尤其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这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重新激发了我对民族性这个话题的思考，以下我就围绕着这一点展开讨论。
一般而言，我们都认为民族舞剧民族化的探讨是从1957年开始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它是从1952年第一部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就开始了。因为《白毛女》为我们树立了民族艺术如何在当代的创作中建立一种典范，同时也为民族歌剧，甚至是民族舞剧确构了一种民族性的构型，在这个构型之下我们建构了一系列的舞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歌剧舞剧院在中国表演艺术的民族化构建方面一直起到了先锋、典范和引领的作用。在之后的50年之中，无论是红色题材、传统题材或者历史神话题材，中国歌舞剧院的舞剧创作都秉持了这一主张，同时根据时代的回应，进行的民族内核的梳理，延续着以往的民族精神，也回应着时代的召唤，透视着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濡染。从学术的建构上来讲，我特别认同仝妍教授刚才的发言，中国歌剧舞剧院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提供了更加充实的样本，也使我们能够在学术跟实践的两条路径中探讨中国民族舞剧如何去建构和发展的问题。
一、对传统题材的延续和当代叙事的内转。
从《宝莲灯》开始，中国歌剧舞剧院就确立了民族性在题材选择上的典范：取材于神话、传说和历史，但并不拘泥于此，而是将这些与现实连接，结合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进行当代转化，深刻表现当代国家和民族建构中的困惑、追求以及精神诉求，它是为时代所创而不是为历史所创，所以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民族性所追求的时代内涵、形式和精神的尺度。如近年来的舞剧中，《孔子》《昭君出塞》《赵氏孤儿》《李白》均来自于这一传统，是对这一理念的一以贯之的延续。在传统文化内核的选择和转换以及这几部舞剧中所呈现出来的当代叙事的内转中，我认为它呈现出以下时代性的转化的叙事因素。我以《宝莲灯》作为对比，《宝莲灯》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以私人叙述和家族伦理的情感叙述，介入政治学的视角，同时隐含着革命叙述。当时在当代的几部舞剧叙事中，一方面，在民族性建构中兼顾了宏大主题的阐发与凝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表达中并不做历史的考古，尽管表达的是历史的舞剧，但它毕竟是艺术性的作品，所以不存在身体考古的责任，因此这些作品的的自创性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纳的。举个例子：如舞剧《孔子》，它不是对孔子这一人的历史验证，它没有必要去完全遵循历史，而是允许脱离个体，允许脱离个体的史实，同时呈现艺术家的身体和舞蹈的复述，使得舞蹈的半径和叙述得以拓展。如孔子，他既是圣贤也是草民，舞剧便围绕这两种对立做文章。即是否契合了艺术表达的人民性，题材既是称颂圣贤，树立圣贤的过程，但是并没有把圣贤崇拜作为绝对的核心，而是转化到了民生的视角上，突出了“仁”而不刻意称“圣”。可以从这一角度上来思考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当代青年人喜欢它，如果我们一味地把它崇高化，或者把它放到一个具体的非常传统的历史形态上来讲的话，可能会削弱这感染力，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点。
二、民族性之人物精神的延续和当代拓展。
无论是《白毛女》的解放之路，沉香的劈山救母，还有铜雀伎的为情反抗引发的阶级斗争，这些作品实际上折射出那一时期的阶级矛盾中的对抗精神和民族解放之路的再呈现，那么这种精神和张扬在民族舞剧的探索中，在今天如何书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如何从这些人物上呈现出一种当代的精神诉求，走出斗争和解放、走出隐含的革命叙事，这是非常难的。但这几部剧表现得非常好，一个就是前面各位专家所提到的生活化，对场景、对人的回应；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多元、细腻，在贴近人物真实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在人物上进行复合和叠加式承载，使精神意象更加宏阔。我做两部剧的简要比较，一个是《昭君出塞》，另外一个是1979年的《文成公主》，两部舞剧的主题都是“和”，但是《文成公主》的“和”是围绕着冲突展开的，最后的和解总体而言是事件的和解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并非地域冲突、文化冲突、战略冲突的和解，因此同样表现“和”，《文成公主》显然是有时代的局限的，相对来说《昭君出塞》对“和”的阐释，相对更加宏阔，它实际上脱离了人，把具体的时间放到一个女性的承载上，而女性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阴柔文化，可能跟“和”的表达更加契合一点。所以它也脱离了历史中那个《胡笳十八拍》中昭君的历史的“悲怨形象”，将“和”从阴性的文化中抽离出来变成了一种力量和优秀文化的隐喻。此外还有孔子的“仁”和“礼”，以及李白的“癫狂”，“和”表现了青年人或当代人在当下的生活的局限中寻找的理性和诗情世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也有一些期待和疑惑。第一个就是在叠合中我们如何凸现个性，如果将所有的品质叠合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典型性和个性的呈现，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协调？第二个就是在舞蹈的身体语言上，如何在创编和传统中把握尺度？我们不是身体考古，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某些具体的舞段上呈现出身体考古，一些历史中所呈现的经典片段，如佾舞，如果我们现在有固定的祭祀形态，它的创作尺度是不是就是有局限的？它和《幽兰操》和《丽人舞》等还是有不同的。 另外，我有一个期待就是，像于平院长讲的，《铜雀伎》开创了汉唐，《文成公主》等这些舞剧它开创了中国古典舞建设，那么中国歌剧舞剧院来自于学院，它的成员来自于学院的优秀人才，是否在当代社会中有一种重返学院的责任，是不是能够在舞剧的创作和中国当代舞剧的发展中存在的一种善本再造的责任，因为舞剧的宣传力度相对来说比学院的宣传力度要大，如我们创作的《幽兰操》等舞蹈是不是能够将历史和当代进行一个很好的结合？他既是历史考古的又是合理的当代创造的，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
